作家的字值多少钱，是个很让人好奇的问题。我国很长一段时间实行字数稿酬，每千字一直在30元以内徘徊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作家们的稿费收入开始变得骄人了，收入途径也开始多起来。
正常的稿费大致分为三种，一种当然是文学刊物及出版社的一般稿费，这个价格提升得并不快，权威的如《人民文学》稿酬为千字40至60元，其他经济条件相对好些的，如《收获》、《十月》有的按篇论，有的根据质量高低，也没有超过千字百元的。作家们大多也本着一种“事业心”，并不太看重这部分收入。第二种稿酬，作家写作其“事业”的色彩淡得多，更多的是冲着报酬去的。像南方一些实力雄厚的报刊，以及一些妇女杂志等，稿费大多为千字三至五百元，“名人”的稿费能达每字一元，某作家半自嘲道：“包括省略号，‘的’、‘了’，都值一块钱。就当写着休闲。”而前一段贾平凹为广东《家庭》杂志写专栏，不论字数，每篇三千元，也引起过一阵议论和羡慕。第三类稿费数目大，也最为作家们看重，大多与影视有关。“触电”一则可以高价卖版权，出版社和个人都有利，二来还能亲手改编为影视，剧本稿酬之丰厚，又绝非文学杂志可比。近年来长篇小说力作不多，却长热不衰，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其创利远远超过中短篇。很多作家写长篇的同时套写电视剧本，一写几十集，按照一般的行情，每集1万元左右，名气大的作家还能更高。而一个熟练的写家一天就可以写一集，收入够工薪阶层干一年的了。作家从电视剧拿的钱至少十几万，小说本身如再畅销，又是几十万。所以评论家朱向前说到“长篇长热”时分析说：“长篇小说出了，他可以拿出去报职称，电视剧播了，他又可以打知名度，同时有了大量的钱，这个是很刺激作家的。”
除此之外，作家还有一种多少有点灰色的出卖文字获得报酬的方式，如应邀在风景区或星级宾馆包房创作“广告文学”，给人写吹捧性评论文章等。
另一类与创作有关的收入是奖金。政府大奖的金额一般都不很高，每届也并不固定，据中国作家协会的徐忠志介绍，茅盾文学奖第一、二届为2000元，第三届为5000元，第四届则是1万元；新设的鲁迅文学奖为2000元；儿童文学奖是3000元；少数民族文学奖是1000元至3000元。作家获这类奖，更看重其名誉和荣耀，钱倒在其次。相比之下，某些“自设奖”却颇能令人心跳。像《大家》杂志10万元红河大奖，“布老虎”文化有限公司100万元悬赏现代城市爱情故事，都足以构成某种诱惑。
作家，特别是知名作家，有时会具备某种明星的特征，因此也会有一些非创作性的收入，诸如演讲费、出场费等。某省会城市一大型工厂发展职工文化生活，请动北京一本地籍作家，来去飞机，三天四星级宾馆，两天风景区旅游，一场演讲，一个红包。记者问：“四位数？”厂长哂笑：“太不止。”
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都实行字数稿酬，既不利于作家创作（特别是短文创作）积极性，又不利于报刊和出版社作为经济实体的市场运作。近年来，稿费制改为并行的几种，其中版税制比较合理，也开始被普遍看好。一本书，不论长短，其稿酬只看其含金量有多高，有多少读者买。当然这也不是唯一的标准，因为有些书的价值，因其超时代性，短期内不能体现，只有藏诸名山、传诸后人，才能发现其价值。但盖棺论定的事，谁也无法担保，所以版税制相对还是合理的。作家出版社副社长白冰介绍说：版税制稿酬是引进的，很多作家对此概念模糊。严格的版税制是实际销售×定价，而非印数×定价。所以有些作家提出很多附加条件，如首印基数要求5万、8万，甚至20万，这不切实际，也不合国际惯例。作家提出印数，其实是干涉出版社主权的行为，首印册数应该根据市场情况来定。再如作家要求版税10％甚至更高，也是出版社很难承受的。作家和出版社应该共担风险、共享利润，共同面对市场的竞争和选择。像王安忆的《长恨歌》，原先实行字数稿费制，但后来发行得好，社里在原来的协议之外，又补偿了她一笔稿费，大家都很愉快。另外一些作家作者不提要求、又在宣传方面配合，效果很好，如倪萍的《日子》，没有基数，出版社没有压力，反而发行得很畅。当然，也有些出版社向作家隐瞒印数，这造成了某种伤害和不信任，是不规范的市场行为。作家出版社现在的版税一般是6％———8％，印数一般为1万册左右，这样一算，平均每千字达80元，接近报刊稿酬，应该是不菲的了。最后，白冰也附带说到了学术著作的版税酬费问题。在西方，非情节性图书是印多少本都不赔钱，办法是提高定价，具体针对。比如可以定价5000美元，只印10本，既保证出版社利益，又使书的价值充分体现，也许全世界只有10个读者，但肯花5000美元买这本书的人一定会认真读它。当然还有一种办法是重金买断，出版社自己承担风险。国内出版社对一些预计畅销的文学作品也这么操作。
同样集中出作家文集的华艺出版社却并不反对作家提印数要求，副社长金丽红女士认为，作家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，应该注重作家利益。该社1992年出版的《王朔文集》是我国按版税支付稿酬的第一例，当时发行2万套，版税10％；刘震云的新作，创作长达8年的《故乡面和花朵》，初印4万，按10％的版税，稿酬是相当可观的，折合到8年平均每月收入近5000元。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白烨既是作家，又是出版人。他说，对于稿酬，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看法还真不一样，自己出书时，当然希望稿费高些，为出版社一考虑，稿费高了又难以承受。他认为今后应该逐步扩大到版税制，公正、合理、便于操作。册数×定价×百分比，该多少是多少，就不存在稿费高低问题了。但版税制一般只在印数万册以上时才有意义，社科社至今60％——70％的书仍难以实现版税制。字数稿酬其实是计划经济的遗留问题，就像现在我国目前的计划、市场两种经济并存一样，字数稿酬和版税稿酬在一定时期内也会并存甚至交叉，比如万册之内的书拿字数稿酬，万册之上再补3％的版税。现在有些作者要求拿12％甚至15％的版税，是不太可能的，目前国内畅销书的版税也不过10％，国际通行的则以8％为多。其实最主要的还是销量，不是版税。举例来说，198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林语堂著《红牡丹》，字数254000，第一版第一次印刷250000册，定价3．20元，若全部售出，按8％的版税，稿酬为6万4千元，合每千字250多元，着实是吓人的，可见销得好，收入要高得多。
对于现行稿酬，作家的反应不尽相同。不满的如徐小斌，她认为中国的稿酬之低为世界之最，但因为一些具体原因，稿酬改观短期内也不太可能。而余华对此则安静得多，他认为写小说时不能考虑挣钱，为挣钱写书是写不好的，倒是写了好书还能挣点钱。比如他的《活着》1993年出版，今年由南海出版公司再版，短短几个月销出6万册，该公司9月份出版其《许三观卖血记》，10日正式发货，14日第一次印刷3万册已卖空。而《活着》自1994年出版了法文版后，至今每年都收到法国的版税稿酬。此外，《活着》还多次获奖，奖金亦可观，可见出了一本好书，够作家吃上几年了。他说一般文学杂志都经费紧张，特别是一些发行量小的，很难支付高稿费，他能理解，也不指望。他相对重视出版，认为最重要的一是书好，二是发行。
与衣食无忧、创作条件好的名作家相比，一些文坛新秀、理想主义者及不那么出名的作家的生存状况和收入则窘迫得多。现在，北京和南京都有一群流浪的“自由作家”，没工作，租房子，尽日写字卖文。诗人西川说，以前常常有形形色色来北京求发展，却终于无法生存的“诗人们”找到他，要求帮助，他先前总是尽力相助，后来便渐渐淡了，因为一来这些“诗人”中，有些人的行况着实不太可爱，二来他觉得，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自己，对自己负责，他对这群同样写诗的陌生人，并没有义务也没能力养活他们。而这些诗人们却总是抱怨稿费太低，没法活命。湖南籍某年轻的诗人到北京以后，一面发表诗作，拿极低的稿酬（每二三十行的诗十多元），一面在地铁口等地卖唱为生。前年，湖南某出版社和北京一诗刊杂志联合为他召开了一次作品研讨会。开会那天，他却在美术馆门口弹吉它卖唱，得了几块钱很高兴地买了碗榨菜面。还有一个黑龙江的作者，写了部长篇小说《赤裸人生》，几经周折自费出版后，只得了4000本书，不但稿酬没有分文，而且还欠了笔债，如今夫妇俩流落京城，租住在衙门村，卖那4000本书还债，自称为“自作自售”，其窘困情况可见一斑。
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作家稿酬最显著的变化便是由“多字多得”逐渐转为“多销多得”。那些默默无闻或曲高和寡的作家和作品，由于难以赢得市场，因此也便难以赢得丰厚的报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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